曾梵志 一个人的天空

    曾梵志有一幅画，名叫《天空》，他用文字告诉了大家创作初衷，“灵感源于童年，那时仰望天空总能产生一种奇妙幻想，它们长久地留在我们路过的时间里，直到现在仍然听见它的声音，闻到它的气味。”

    这些钱与我无关 “100万、200万都是别人拍的，这些钱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在距北京50公里外一个叫燕郊的地方，40岁的曾梵志坐在自家庭院的树荫下，喝着咖啡，抽着雪茄，已经慢慢习惯了从纽约、香港、北京等拍卖会传来的各种疯狂故事。

    从北京市区往东，经过北京通州区就是属于河北地界的燕郊，五年前，曾梵志在这里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二层小楼作为工作室。在这里安营扎寨的艺术家并不多，更多艺术家聚集在通州区一个叫宋庄的地方，那里有修好的简陋砖房可供出租，当地政府还提供免费水电，即便如此，很多艺术家还是只能合租一个工作室，以分担一个月一两千元的房租。

    大部分艺术家都没有能力享受曾梵志这样的生活。他开悍马，用登喜路香水，连袜子都只穿KENZO，每天早上他在1000多平米的院子里吃自制的武汉式点心，然后喝咖啡晒太阳，四岁的女儿在他五年前栽的两棵白桦树下摆弄玩具。

    女儿的出生改变了曾梵志很多，以前他和妻子都是社交场合的明星，经常半夜三更还在外面喝酒打牌，他并没有做父亲的计划，最多会是在栽下白桦树的时候想：“以后我的孩子可以在这里玩耍。”当2002年3月6日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时，他就对自己说：“出去玩什么都不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激烈的血和肉是年轻的表达　从小他就喜欢在课本上乱画，也不知道画些什么，他对课本上的东西毫无兴趣，也听不见老师在讲什么。母亲是第一个对他的画表示肯定的人，她是一个感情细腻、内向的女人，并没有刻意要把儿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只是看着孩子老是在画，就不时对他说，“这个画得真像。”

    武汉长江边的旧宅子，一户靠着一户，哪一家添置一台收音机这样的消息都会迅速从街道这头传到那头。曾梵志有个比自己长十岁的邻居，因为兄长都送到乡下劳动，他可以留在家里画画。那时候，不到十岁的曾梵志常常坐在那里给邻家作模特，这是曾梵志最早受到的影响。他也开始画画，一年、两年、三年……画得越来越好。

    多年以后，曾梵志凭借记忆画他那时候的同学，那幅作品叫“三年级一班”，只有两张A4纸大小，每个人一个头，都戴着红领巾，“我对形象的记忆力很好，都能记得他们。”但曾梵志也没有想到，这幅当年以200美元卖出的画，在今年却拍出了132万的天价。画中的同学与曾梵志也几乎没有了联系，没有人知道还以这样一种方式被记得。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对整天乱写乱画的曾梵志忍无可忍，“你不用再来了。”曾梵志很高兴，心想这下就没有约束了。16岁那年，他离开了学校，进入父母工作的印刷厂做了一名临时工。

    在印刷厂打零工的几年，曾梵志更安心地画画，他也想考大学，接受更系统的学习，但由于文化课实在糟糕，一连考了四年都没有考上。第五年，他终于进入大学。

    在美院学习，曾梵志更是表现得与众不同。他上课按照学校的课程安排去画模特，而课外则喜欢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去画，画他身边的同学、朋友以及街上的一些人，有时画些速写，拍些照片，更多是肖像。大三那年，他拿着家里支持的近1000元钱，在湖北美术院的美术馆举办了自己的首个个展。1990年，即使成名画家都难得有机会参加展览，更何况一个学生有胆识把自己的作品放在美术馆，“我就是想交流，希望获得专业的认可。”

    那次个展意外夭折，学院的老师向上级举报，说曾梵志以画展为名纪念“六四”一周年，其实他的画作与“六四”并无关系，“那些激烈的血和肉，只是因为当时很年轻，很想表达。”

    两千，两千美元？ 个展之后，曾梵志更坚定对人物的兴趣，并以此作为毕业作品。后来他又觉得一个个的单人的创作略显单薄，可想来想去也想不好怎么画。那时他住在武汉著名的协和医院附近，每天都要借用医院的洗手间，那是一间任何时候都有病人出入的医院，各种各样的病人突然刺激了他，在异常兴奋的状态下，他创作了《协和医院》三联画，第二天画还没有干，他就拿到学校去给老师看，“我感觉他们很震撼，但他们都没说什么，那个时候互相看作品都不大表示什么。我自己觉得特别喜欢。”

    就是这幅作品，引起了当时在艺术圈已经很有名气的评论家、策展人栗宪庭的注意，还在杂志发表了评论文章。栗宪庭再一次来武汉，带来了香港翰雅轩画廊的老板张颂仁，他们要做一个“89后中国新艺术展”，在全国找一些更年轻的艺术家。那时候曾梵志 大学毕业刚分配到一家叫扬子江的小广告公司，做着写字画海报之类的事情，下班后则回到朋友借的小阁楼里，光着膀子画画，太热了就跳到马路边的长江里游上一圈。

    张颂仁看中了曾梵志的画，叫他出一个价。那时候画家都是为自己画画，并不知道作品还可以拿来卖，卖多少钱。曾梵志想要栗宪庭给意见，栗宪庭说，“这是你们艺术家和老板的事，不关我的事。”曾梵志又把问题推回给张颂仁。张颂仁试探说，“两千元行不行？”这个数字对曾梵志来说已经是个大数目，收钱的时候曾梵志更是吓了一跳，张颂仁付的是两千美元。要知道，那时候颁布的《书籍稿酬试行规定》列出了当时“体制内”艺术创作的报酬：“年画每幅200－400元，领袖像每幅200－300元，单幅画每幅50－200元，连环画每幅6－20元。”

    这是曾梵志第一次卖画，他用这些钱买了一台电风扇，以应付武汉燥热的夏天，他还辞去了工作，专心画画。那个时候他就穿一些外贸店的衣服，出门也会打扮得很得体。1992年去广州的时候，他甚至买了一套售价2800元的香港牌子的西服。当时一路去的朋友说他穿上很好看，但谁都没想到他真会买下来，“那套西装做得非常好，而且我也一直想要一套西装。”

    他开始穿着这套昂贵的西装参加社交活动，与那些蓬头垢面的艺术家格格不入，“我也不知道谁教我这样的，可能是从小受家庭的影响。”

    一看到这个生命就有很多担忧 1993年，这套西装跟随曾梵志来到了北京，他没有选择当时画家集中的圆明园，“那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不喜欢那种闹哄哄的感觉”。他在三里屯住下了，作为生活和艺术创作的开始。那时候三里屯很安静，没有一间酒吧，甚至半天都见不到一个人。二八自行车是他的交通工具，他骑着它去看天安门，去荷花市场喝酒。那时候，他已经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艺术家了，他每天握着画笔，想画就画，觉得画画和拿筷子吃饭一样简单。

    但出席活动，他一定是很光鲜得体的。他不再只有一套西装，他开始收集一些独特的夹克、衬衫，开始抽雪茄。1994年后创作的《面具》系列以及2000年转向的肖像系列都让他获得成功，包括荣誉和财富，这让他有了享受生活的资本。

    离开武汉的第十年，上海美术馆举办“我和我们：曾梵志的绘画1992-2003”十年回顾展，使曾梵志成为享有在上海美术馆作回顾展这一殊荣的第三位当代中国艺术家。相对一幅画卖出百万，他看中专业领域的认可，“我不是为了卖而画”。

    他不害怕被更多人关注，因为在这个变化的国家，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独特的标志和符号。

    曾梵志，1964年生于湖北省武汉市，199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今是中国当代美术界最令人瞩目的画家之一。在近年的拍卖会中，曾梵志的单幅作品成交价格均在百万元左右。